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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跨年晚會中，青峰在義大世界的反壟斷言論在重播時被剪掉
吳育昇居然說「這就是媒體自由的價值。」憤而撰寫〈分析四種「自由」──批判吳育昇「謊稱的價值」〉； "也許有人會問：「靠，這一看就知道唬爛的東西，難道不存在更簡單的分析嗎？幹嘛要用那麼複雜的方式來分析勒？」 理由是這樣：自由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，因此，我一次把它分析完以後，以後在其它的關於「豬的自由」的議題上，就也可以簡單引用、不用重寫。多麼方便。 說實在的，「自由」的概念真的是非常困難而且龐大，能處理到這樣，我也算是盡力了。這是我想得出的最簡單的關於「自由」的概念結構和分析方法了。" -
石之瑜教授寫的〈學生為什麼氣憤江宜樺？〉格調之差，如名嘴之流
讀到了石之瑜教授的〈學生為什麼氣憤江宜樺？〉一文，談論的是近來台大政治系學生與校友的〈公開信〉。其中觀點和論點匪夷所思，忍不住寫〈news_11__867168759當學者跑去幹名嘴的事－－批判石之瑜教授「氣憤文化論」〉批判之： "在這樣的想法裡頭，選擇了「美德的評價」消解與取代了「統治合理性（在這裡是憲政）的概念」，使得關於政府道德的正義與關於個人道德的美德的差異被神隱了。 神隱之處即盲點所在：所有要求政府兌現憲政承諾的要求，便可因此被粗糙地看待成不切實際（如石教授文中展示的那樣）的道德或美德的要求，同時便容許了一切「必要之惡」的合理性，包括可能破壞憲政與民主理念的那些。 將對「正義」的訴求，直接超譯成「德政」的提醒，除了是語言上吃豆腐外，更加是對弱勢者權力進行剝奪的作為－－在惡法之中，人民期盼的權利保護，永遠能依石教授的框架被解釋成天真的、中式的、不合乎（西式的、被統治者所詮釋的）國家正義的。" -
僅次於〈為什麼清大是一所可恥的大學？〉外，我最著名的文章
Mr. Jamie 說〈22K 根本是個偽議題〉，我說這是「22K」的錯置──談Mr. Jamie「偽議題」一文： "「22K」是一個怎樣的議題？如我們所見，它是複雜而深刻的社會問題：產業結構、台灣中小企業結構、台灣教育結構、產學結構、工會與企業、勞工權益、民意啟蒙、政治與商業、全球化因素等等。 它有其複雜的面相，存在百般糾結的問題、關聯到百轉千迴的因果。 這是我們所在的社會，是我們發展中的公民社會與經濟互動。這是我們「整個社會」的學習過程、「經濟體與社會的發展過程」，不是某些人的「個人困境」。 它不是偽議題，確確實實地就擺在那裡。請正視它的存在。" -
有一天忽然發現，我們實在太少使用企業家的語言來談勞工問題了
於是，我撰寫了給企業的「新公民」的哲學建議，給企業家在企業的考量上關於勞工權益的建議。 "社會並不反常，而是正在啟蒙。人民要開始擔起公民的責任，企業也不例外。 在當代，我們要做的，不外乎是丟棄「舊的台灣經濟奇蹟」的晦暗的、虛榮的、忽視外部性的價值主張，而去拾起一個嶄新的、光明的價值主張：我們要開一艘可修補的、永遠不沉的帆船，在各種風向、浪潮、氣候的威脅中透過智慧與創造力去面對困境；而不是一直想去擠進一艘光輝燦爛的太空梭，在燃料用盡之後，只能在無重力中漂流。 這將是個痛苦的時代，也將是個最有挑戰性的時代。" -
在〈「22K」的錯置──談Mr. Jamie「偽議題」一文〉刊出的兩周後
Mr. Jamie 撰寫了〈你有拒絕22k的權力〉來回應我，於是我決定要來回應「Mr. Jamie〈你有拒絕22k的權力〉一文」。 在文章刊出以後，在我的臉書和 Mr. Jamie 進行了一次公開的對話：〈與 Mr. Jamie 的一次公開對話紀錄〉。 -
關廠工人臥軌一案，引起了社會沸沸湯湯的討論
透過藍弋丰先生的〈為什麼臥軌是個餿主意?〉一文，我在臥軌一定是個餿主意嗎？－－一個啟蒙的反思談了一個啟蒙式的權利問題： "臥軌之所以肯定是個「餿主意」，完全來自人民的價值觀和思想。 它其實可以不是一個餿主意，甚至，它不應該絕對是一個餿主意。不然要如何抵抗政府打死就是不理不睬的時候？ 如我剛才所指出的，在有人談到「大家」的時候、有人談到「其他人」的時候，都談得好像自己並不是其中一個人一樣。你為什麼不說「你爸（老娘）就是要趕著回家」就好？這些反映著一種被監護的慾望：人民享受著被監護的好處，因此甘願成為一個「孝順」的公民；當你的兄弟姊妹做壞事被打的時候，你在那邊鼓掌叫好，因為你想要繼續順從這個體制，享用他給你的一切好處，不惜交出自己的監護權，後果就是，下次當你想要抵抗的時候，同樣的阻力還是會出現，你就成為了體制的幫兇。 有人說「臥軌是個餿主意」，我要說的反而是：「當臥軌可以不是這樣一個意義下的 『餿主意』 ，台灣才算是從 被監護中解脫出來、才算是一個啟蒙的社會。」" -
立法院要修「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」的邏輯，我非常不以為然
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，從立法精神到立法過程，是我看過的、有記憶以來最明目張膽的、最骯髒的法案： "《會計法》九十九條之一修正案，完全顯示了權力高層的共犯結構，也加劇了社會權力在權利上的不平等：當有些人因為同樣可同情的犯罪而窮途末路時，有些人卻會有摩西出來把紅海劈開，開出一條跟巨人的直腸一樣寬闊的道路，讓他可以悠哉地走在熟悉的軟泥之上。 更令人動容的是，這時，居然還有人可以厚臉皮地說：「既然府院、朝野都有共識，以無預警方式處理，才能避免外界干擾。」 好吧。雖然我已經有所預感了，但對於自己屬於「外界」這事，我依然感到十分震驚。這十年來，我一直以為自己活在民主國家，結果原來我只是活在民主國家「的外界」。簡直是駭客任務的政治版。能不能借看一下「內界」的憲法是怎麼寫的，我想比較一下和我們「外界的」有什麼不同。" -
在廣大興號事件以後，政府開始透過各種動作要箝制網路自由
"從便當文事件開始，政府好像以為自己終於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，可以向網路拓展勢力，侵略已經發展有年的網路空間。 我已經表達過，政府對「便當文」如此重視，乃是一種人民的悲哀，只顯示了這些對「控制」極其熱衷的人，對於言論自由中的偽造、錯誤詮釋等後果的適應不良，還活在一種有規範的言論的溫室裡頭。 《智財法》的修法聽說已經失敗，因為網路自由戰勝了個人的智慧財產權。但不得不說明的是，《電信法》第九條的修法，絕對比《智財法》更加糟糕。" 為了揭露這個現象，我撰寫了〈當政府成了「新警察」──精神錯亂的電信法§9修正案〉這篇文章。 -
漢寶德先生居然認為，大埔徵收的爭議是公益與私益的衝突
我對於漢寶德先生居然連權利和利益的差別都分不清楚而感到驚訝，於是撰寫了〈問題根本不在公共利益－－批判漢寶德的大埔事件觀點〉一文加以批判： "在必要性尚未說明以前，沒有任何理由支持一個表明屬於憲政國家、屬於民主共和國的政府進行「以公共利益為由的侵權行為」。 除了必須說明計畫的目的的必要性之外（為什麼為了達成公共利益的目的，此計畫是必要的？當然也必須說明並非單單是為了政績），也必須說明計畫的手段的必要性（為什麼為達成此計畫的目的，拆遷是必要的？），如此一來，才滿足一個憲政國家對人權的主張。 在大埔案中，詮釋的主要概念因此並非是漢寶德先生主張的「公共利益的優先性」，而是、始終也都是「必要性」。 這並非是一個唱高調的學術的要求，而是憲政國家對於一個政府作為的最起碼的監督。" -
這是2013年中，我認為我撰寫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
〈台灣民主的權威主義－－論公民素養〉： "沒有人能真的脫離政治。 一個口口聲聲主張「把政治驅逐出某些場景」的人，我並不認為他進行的政治號召有任何意義。 一個認為世界上還存在著「乾淨、神聖、不該被政治所汙染的殿堂」的人，則可說是對社會中的無處不在的權力徹底麻木。 沒有人能隨便忽視公民素養以及公民教育，至少有一個關鍵的理由：我們就是活在需要它們的社會裡－－在公民社會裡。 從人與人的和平相處，到打架與衝突、做生意、命令、守法、跑程序、填申請表、室友不倒垃圾、結婚和戀愛。只要還能使用語言、還被社會所保護與限制、還以「人」為身分而活、還和人們一起經歷生老病死，我們就是政治的動物。 沒有人能真的脫離政治。因為就連選擇脫離政治，就也是一個政治問題。 無處不是政治，無處不需要公民素養。" -
政府終於搞到民怨四起，到處都有人民抗議
為了對抗這股抗議浪潮，政府以「依法行政」為名，到處處置公民，並設下各種抵抗公民抗爭的防線。這不只可笑，而且危險。於是我撰寫了〈「依法行政」如何召喚革命？〉來勸諫政府： "只有認真地、正面地回應人民的這些聲音，才是真正保護了國家、保護了政權，也才不負人民所托。 作一個合法的公民，並非單方面是人民的責任。假若日子能過得好好的，沒有人會想要在體制外流血甚至犧牲、去對抗永遠不可能打得過的組織。 但如果非得需要用到人民權力來給暴政一點教訓，你放心，人民還是會幹的。 為什麼要用「法」、用「體制」逼迫人民在絕望中走上痛苦的道路？政府真的希望看到必須把坦克車開到人民身上的那一天嗎？真的希望讓軍人用槍枝指向曾經相信自己、支持自己的人民嗎？ 永遠，都是統治者在召喚革命。" -
狂犬病疫情爆發，政府因為提議使用米格魯作為實驗動物而引起爭議
在貓狗人協會的抗議下，衛生所不得不放棄米格魯作為實驗動物，而決定以小白鼠作為實驗動物。我覺得這邏輯其實超蠢的，於是寫了〈不能作米格魯實驗，用老鼠就合理嗎？〉一文揭露此現象： "「米格魯實驗」，或說一切「動物實驗」的本質爭議都在於必要性；我要問的就是，一模一樣的實驗，為何「作米格魯實驗」是不必要的，而「作老鼠實驗」是必要的？ 我要說的是，假如你確實認為「米格魯實驗」是不必要的，請救救這些可憐的老鼠。" -
對「台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」開了第一槍
為揭穿「守護家庭網站」的邪惡和歧視本質，我撰寫了〈守護誰的家庭？－－在「公益」包裝下的「歧視」〉來揭露它。 "我可以接受與尊重宗教觀點底下的執著與頑固，那是信仰、是宗教自由。但是，我完全無法接受此網站傳達的思想。對此，我不會有任何尊重，那包含的是錯誤的思想與潛藏的惡意。 「尊重同性戀，反對同性婚姻」是非常矯情而且自溺的說法，還沒有意識到這點的人，可以繼續嘗試看看；不然就勇敢一點，和柯志明教授一樣，表明「我反同性戀」就好了。 因為不是在表面上顯得客氣就叫作「尊重」，也不是表示「尊重你的選擇」就叫作「尊重」，要尊重一個人以前，你必須同理那個人、理解那個人的立場、地位與處境。而不是假裝好像很友善，卻在心裡把這些人當成必須被權利所排除的、被劃歸為「不正常」的對象－－這無法抵消任何歧視，只表現得更加陰險而已。" -
有一位老師，出了一張超難的考卷，被家長抗議而道歉
對於這些頭腦不清楚的家長，我實在受不了了，因此寫了〈教育？反啟蒙？——那些我們的孩子學不會的事〉這篇文章，說明為什麼這樣做反而對孩子的教育來說是有害的。 "在這些故事裡，我們的孩子將只保持在了解到「老師做錯了事」、「我獲得高分是應該的」、「我只是一個OO」等保守、單純而幼稚的見解，和「我不需要思考」、「不需要反思」的心態與習慣。 如果不是家長的粗暴處理以及泛政治化的心態，我們的孩子將有可能（或至少更靠近）學會「我如何分辨哪些標準是我值得追求的？」以及「如何面對權威，並且和權威對話？」等人生與社會的必備技能。 當這些能力沒有辦法普遍地形成，屬於群眾的盲從、自卑、虛榮和毫無意義地對標準的追逐，卻可能在根深蒂固裡被保留下來。 這個故事或許只是一個特例，但文化的形成與人生觀的養成，就是從各個細小的地方開始起作用的。" -
在三天之內，由我所管理的3個婚姻平權連署網站，遭受到惡意攻擊
在這波公民運動中，連署網站被這些手段卑劣的人（我拒絕稱他們作「駭客」）攻擊，浪費我們非常多的時間，甚至，這樣的手段完全是違反自由權利的理念的。於是我撰寫了〈近日婚姻平權連署遭受惡意攻擊的始末與說明〉揭露此事： "如果攻擊者是對於此議題上的反對者（雖然我沒有確實證據指出這一點），那麼我要說：連署行為原先是民意的集結，在對立立場的雙方，是處於一種公平而且坦白 的競爭之中。甚至，我們所介紹的「連署架站」的方法，原先也是反對者可以使用以反制的方式。這樣的反制將是合乎正義的、不會涉及自由的妨害的，但惡意攻擊 以癱瘓對方手段這樣的方式就不是這麼回事。 這種侵害人表達自由與合法集結自由的行為，和將人困在一個小圈圈無法移動一樣，是妨礙個人自由的行為。這都是很值得譴責的，一件事情無論他的意圖是（對他 自己而言）善的，在手段上依然有其界限。這是公民自由的界限，就像國家不應該侵犯公民的這類自由一樣，公民也不應該如此侵犯另外一個公民的這種自由。"
